瀕死心理研究報告

瀕死經驗定義

每一種心理現象與體驗都必有其存在意義，沒有一種是多餘無聊的，而目的就只有一個，就是為了提高人類的存活能力。當大生命受到重大威脅時，人的心理狀態將會直接影響其生存機率，如果能保持身心放鬆與情緒冷靜，便可保留更多的能量與心力來面對及處理威脅，延長時間，等待救援。所以在經歷瀕死時所出現的各種心理現象，可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存本能，也是具有建設性的危急時刻主觀體驗。

如果把「瀕死經驗」這四個字逐一拆解探討，便不難理解這類事件所代表的本質意義。「瀕」是指非常接近的意思，可指時間、空間、位置或程度；「死」即是死亡，一般為生命的結束，醫學上把「死」定義為沒有呼吸、沒有心跳與腦幹活動停止等三部分；「經驗」是主觀的感受，可以是一種認知，想法或情緒，透過五官五感或內心誘發。

所以瀕死經驗是一種對死亡的主觀概念與親身感受，這種有意識的主觀體驗，出現在人面對即將死亡或生命受到嚴重威脅時，不管生命威脅是來自意外創傷、危急疾病、企圖自殺或是陷溺困境等，都是一種真實迫切的死亡威嚇。但基於各種原因，瀕死者最後卻意外或奇蹟獲救，成功保住了性命並再次返回人間。
在面臨瀕死的一剎那，人所經歷到的各種心理現象與認知感覺，便是「瀕死經驗」。瀕死經歷可算是難以用言語或文字準確表達的主觀感受，也難以從現實生活中找到或製造出相類似的狀況。加上死亡多為突發性的一次體驗，既沒辦法預料亦不能複製，客觀性的科學監測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

瀕死經驗發生率

根據瀕死心理研究顯示，瀕死個案會出現在各種不同的文化、地域及社會階層。瀕死者的年齡從老人到小孩都有，有貧窮人，也有富裕者，東方人或西方人都有，因此完全找不到所謂的共同性格特質及人口背景。因此，瀕死經驗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而且人人機會均等，等於是一種隨機的公平現象。由此可斷定，瀕死經驗不會僅限於某些特殊人士，而是一種不分年齡、性別、宗教信仰或種族文化的共同人類精神體驗。
蓋洛普一九九四年的民調結果顯示，美國大約有一千三百萬人經歷過瀕死體驗，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其他地區的研究調查也指出，世界上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曾經有過不同程度的瀕死經驗。所以瀕死案例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現，而非想像中的罕見難求，只是這類的消息情報一直未被廣泛公開，使得相關資料嚴重缺乏。如此看來，死亡就像一個眾所周知，卻還不能說的祕密。

或許這樣的現象與社會普遍對死亡抱持負面看法有著密切關係，一般大眾都不願高調談論或探討與死亡有關的事情。特別是對華人來說，自古就視死亡為忌諱或禁忌，公開談及死亡會被認為是不禮貌、不尊重與不吉利的行為表現，以致於華人地區的瀕死調查數據嚴重落後西方。所以百分之五的數字只是一個參考，確實擁有過瀕死經驗的人數恐怕難以得知，真正人數應遠不止於此 。

瀕死經驗研究發展

綜合各方的研究方法與結果，三位權威學者曾發表過關於瀕死經驗的重要研究。第一位是雷蒙德‧穆迪博士（Dr. Raymond Moody），他於一九七五年出版了經典著作《來生》（《Life After Life》，1991，方智），書中首次提到「瀕死經驗」（Near-Death Experience，NDE） 一詞。穆迪博士成功收集了幾百宗瀕死案例，發現很多瀕死獲救的生還者不但在死亡時保有清晰的意識，更對瀕死時的感官與景象存有確切的記憶。

穆迪博士是首位對瀕死經驗做系統性研究的醫生兼心理學家，他把人類死亡時所經歷的過程與感知系統化的整理與描述，進而證明了所謂的瀕死經驗的確存在，其研究成果更引起了極大迴響，從而加速了學術界對死後研究的步伐。穆迪博士對這些瀕死案例加以分析，發現大部分的生還者都有著類似的影像敘述及身體感受，例如曾離開自己的身體、感到無比的平靜與喜悅、看見不知名的亮光或重溫生前的畫面等。他最後綜合了幾百名案例的瀕死經歷報告，將瀕死經驗劃分成十五種經驗元素及九個可能經歷的階段，這就如同死亡的認知經歷過程。

一般來說，瀕死者首先會意識到自己的死亡，感覺卻是平靜和諧的。之後瀕死者將離開身體，原有的痛楚亦跟隨消失。通過黑暗的隧道後，將在盡頭處看見亮光，或看見發光的人，例如已經過世的家人或朋友等。這時亦有可能遇見具有神性的光，像是上帝、天使與佛陀等，或是感受到無條件的愛與包容。有些人會經歷生前的回顧，或覺得像上升到天堂一樣，但最後都不情願地「死而復生」。

研究結果更指出，瀕死經驗並非終止於死亡的瞬間，其影響可一直延伸至當事人往後的人生。大部分的瀕死者在之後均出現了重大的人生改變，這些轉變往往都是正面且顯著的，包括減少對物質的追求欲望，不再畏懼死亡，以及性格變得較溫順等。由於這些主觀體驗與改變都有高度的相類似及共通性，因此可顯示出，瀕死經驗並不是僅出於個人的想像或眾人的巧合，而是可被歸納為人類的共同體驗。

另一位研究學者是心理學家肯尼斯‧林格博士（Dr. Kenneth Ring），他受到穆迪博士的影響，以更符合科學研究的方法進行瀕死研究，他在一九八○年訪問了一○二位瀕死獲救的生還者。他發現其中十八％的生還者曾出現瀕死經驗，並得出相類似的主觀經驗與感受，例如當中有六○％的生還者表示感受到平靜與舒服，三分之一的人曾經歷靈魂出體的現象等。除了瀕死體驗，他同樣發現生還者普遍出現了正面積極的人生轉變，包括物欲與競爭心態降低、減少對死亡的恐懼，並增加對靈性生活的追求。

林格博士將瀕死經歷重新整理分類，把瀕死過程分為五個主要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大約有六○％的瀕死者感受到寧靜祥和，只有極少數人會出現負面的情緒。第二階段中，有三十七％的瀕死者感覺離開自己的身體，漂浮於身體上方，看見瀕死時的自己。第三階段中，有二十五％的瀕死者曾通過一段類似隧道的黑暗區間，第四階段則有十六％的瀕死者看見了代表靈性的亮光，這亮光多被認為是各宗教神靈的化身，如耶穌、上帝、天使與佛祖等。瀕死者也可能在這個階段出現回顧生前景象的情況，觀看到人生重要事件的畫面，這樣的回顧通常是客觀而不具批判性的。

在最後一個階段中，有一○％的瀕死者在通過亮光之後，進入一個充滿靈性的地方，像是身處一個美麗的花園裡，播放著天籟般的音樂，一些神靈、天使或是已故的親人將可能在這裡出現。同時，一些象徵無法返回的自然景象也可能出現，如河流或柵欄等，要求瀕死者在當下做出離開或留下的決定。
林格博士嘗試更加系統化地區分與量化瀕死經驗，把瀕死現象細分並配以不同的比重，最終設計出一份瀕死經驗量表 Weighted Core Experience Index （WCEI）。舉例來說，如果瀕死者明確知道自己已經死亡，可得到一分；依照感到平靜愉悅的程度可到得二至四分；按靈魂出體的感覺可得二至四分；若曾經進入黑暗隧道者得兩分；曾經進入亮光者得四分等。林格博士根據瀕死時所出現的各項現象給予相應的評分，總分由零到二十九，以此界定瀕死經驗的深淺程度。按照這份量表，他發現受訪的一○二人中約有三分之一的生還者曾經歷瀕死現象。

雖然林格博士提出了非常革新的概念，但他所設計的 WCEI 量表只側重於非常少數的典型瀕死現象，因此可以讓受訪者很容易就取得高分。所以WCEI 量表被學界認為不夠全面，量表的重複測試可靠性、內在連貫性及合法性也缺乏統計學上的支持。

有鑑於此，一位精神科醫師布魯斯‧葛雷森（Dr. Bruce Greyson ）於一九八五年重新分析並整合過去的瀕死經歷研究，歸納出八十項瀕死經驗的相關特徵現象。葛雷森醫師重新制訂了一套瀕死經驗的科學量表，不但在統計學上得到良好的可靠性測試，與林格博士所設計的 WCEI 量表亦有很高的相關性。根據葛雷森醫師的統計，在面臨生命威脅時，大約九％至十八％的生還者會出現精神醫學上的認可瀕死經驗，這數字比林格博士所提出的三十五％還低。

葛雷森醫師經過反覆測試，選出了十六項最具代表性的瀕死現象，分別歸納為認知、情感、超常與超然四大類別。根據被調查者的主觀感受程度的深淺，為每項體驗進行獨立評分，深者為兩分，淺者為一分，無此體驗為零分。最低分數為零，最高為三十二，若總得分在七分或以上者，即可被歸類為有確實的瀕死經驗。雖然每位生還者的瀕死經驗不盡相同，但葛雷森醫師所綜合的瀕死經驗量表可說是目前為止最具代表性的，亦是現今精神醫學與心理學廣泛認可及應用的測量工具。

從腦神經醫學看瀕死

以醫學研究結果而言，可發現大腦神經與瀕死現象的關係極為密切。近年腦神經醫學越發重視大腦對應心靈的相關研究，對瀕死經驗提供了不少值得參考的理論。根據腦神經醫生指出，人類的死亡可由三種主要生理特徵作為判定：一、心臟停止跳動，血液不再循環；二、肺部停止呼吸，氧氣不再輸送和三、腦幹停止活動，意識消失並且對外界刺激不再有反應，這也是警方檢查屍體時認定死亡的參考指標。

當身體進入臨床醫學所認定的死亡後，其他器官也會隨即開始衰竭壞死，每個器官的存活時限不盡相同，例如肝臟、腸胃可維持半個小時，皮膚肌腱可維持八至十二個小時。而腦細胞卻只能維持三分鐘左右，過了這時限，即使心肺功能恢復正常，腦細胞卻已經受到不可逆轉的永久性傷害，腦功能不再運作，患者進入了所謂「腦死」的醫學狀態。當身體所有的器官都壞死後，人便進入永久死亡或生物死亡。

臨床醫學上的死亡並不是發生在單一的時點上，而是一個生理機能逐步衰退的過程，差別只在於衰退的速度快或慢。瀕死經驗主要出現在臨床死亡開始到腦死亡發生之前的短暫幾分鐘內。

腦神經醫學家指出，大部份的瀕死經驗都跟腦神經系統有莫大關係，腦神經活動一直被認為是許多異常精神或心理現象產生的緣由。臨床上看來，腦顳葉的活動幾乎可以肯定與瀕死經驗有所關連，如果患者的顳葉受到直接刺激或損害，出現靈魂出體、記憶回顧或視覺幻象等典型瀕死體驗的發生機率就會變高。而在經歷臨床死亡時，腦部所出現的缺氧與缺血等極端生理狀況，也能引發與經歷瀕死時相似的精神及心理體驗，例如看見亮光、靈魂出體與記憶回溯等。

瀕死經驗被認為是腦部缺氧及缺血情況下的一種衍生性神經現象，但缺氧狀況會使人的意識及思想模糊，而瀕死者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意識清晰。不少瀕死者只是生命受到極大威脅，身體未曾受到損傷，大腦也未出現任何缺血或缺氧跡象。

另外，腦神經學者也發現一種因為身處過度加速環境而引發的意識喪失症（G-LOC SYNDROME，G-LOC），其徵狀與瀕死經驗十分相似。例如，當戰鬥機飛行員在進行某些加速的飛行模式時，極端的瞬間加速度會導致腦部出現短暫缺血，部分飛行員會出現隧道視野、看見亮光、感到飄浮、自見幻覺、靈魂離體與感覺莫名愉悅等異常精神現象，這些現象跟瀕死經驗的描述十分相似。然而，瀕死者從瀕死經驗中所得到的人生洞見與啟示，或是日後所產生的長期人生觀念正面轉變的情況，則未發生在G-LOC 症狀的患者上。

除了腦神經醫學，藥理研究也發現某些藥物可以誘發與經歷瀕死相似的精神及心理現象，所以也有科學家把瀕死經驗歸責於使用急救藥物所產生的副作用。例如麻醉用的氯胺酮（Ketamine）或環已酮（Cyclohexanone），都能產生身體抽離的感覺與視覺幻象。一些精神藥物例如麥角酸二乙胺（LSD）或安非他命（Amphetamine）也會影響神經物質傳導，從而製造出幻覺，或其他與瀕死經歷相似的精神體驗。

親身經驗比對：

雖然我的身體出現多處嚴重骨折及割傷，但其腦部及內臟器官均未受到重大創傷，意外發生當時的出血情況也不算嚴重，應該不至出現腦缺氧或缺血的情況，所以可以推斷我所經歷的瀕死經驗並非由異常的腦神經活動所引起。同時，救援人員是在意外發生後十一分鐘才抵達現場，我在意外發生前並未服食或注射任何神經類藥物，所以我的瀕死經驗不可能是這類藥物的副作用所導致。許多瀕死個案是在未使用精神藥物的情況下，感覺經歷到到各種瀕死現象。

由此可見，醫學科學只能提供部份瀕死經驗的合理生理性原因，但不適用所有的瀕死經歷現象。

從心理學看瀕死

心理學對人類瀕死時的主觀體驗曾進行了深度的探討與分析。當面臨重大危難時，瀕死者的心理質素將直接影響其生存機率。若能保持身心放鬆與情緒平和冷靜，瀕死者便可保留更多的能量與心力面對危難，延長等待救援的時間，增加存活的機會。所以瀕死時出現的各種心理或精神現象，其實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存技能，是有建設性、有意義的危難主觀體驗。

人格分離論

精神醫科教授 Russell Noyes 與臨床心理專家 Roy Kletti 共同提出了「人格分離」理論，用以解釋瀕死時所出現的各種認知與情感現象。根據人格分離理論，瀕死經驗是潛意識自我防衛機制的一種，其作用是讓瀕死者產生身體抽離及愉悅感受的心理幻象。

當人面對無可逃避的生命威脅時，這內在的自我防禦機制便自動開啟，潛意識拒絕接受正面對的殘酷現實，並製造出一種歡愉幻象取而代之。其目的只是為了有效保護瀕死者的心理系統，被免遭受極端的恐懼與痛苦情緒衝擊，而造成心理崩潰及身體的停止運作。所以人格分離現象只是在模擬死亡時的心理狀態，讓人在真實死亡前先從身體中脫離解體。

瀕死經驗中的靈魂出體現象便是人格分離的典型特徵，瀕死者常感到從自己的身體抽離，然後跟自己的身體切割，變成一個事不關己的冷靜旁觀者。這抽離不只是從身體層面，還包括了心理與意識，這既可把瀕死者從絕望無助的情緒分隔，又可斷絕身體帶來的痛楚不適感覺。瀕死者的注意力將從外在的極端環境刺激轉移到內在的幻想或選擇性感官當中，注意力的轉移越多，出現幻象的傾向便越高。

當人瀕臨死亡時，身體裡的神經傳導系統將逐漸喪失功能，大腦將停止接收到各個感官的刺激訊息，當外在的感官刺激消失，便有可能製造了跟身體分離的感覺，最後形成所謂的靈魂出體。但潛意識透過靈魂出體的幻象，瀕死者便可維持虛假的外在刺激以輸進大腦，使人體感官功能維持穩定。這解釋了在靈魂離體時所出現的各種超然認知感覺，造出瀕死者繼續能看、能聽、能思考等瀕死體驗。

另一方面，當人瀕臨死亡邊緣時，由於過度的驚慌恐懼，容易變得手足無措，對情緒與行為的控制幾近癱瘓，這時瀕死者就像一具失去自主控制、失去基本功能的壞死生理機器。若後來意外獲救，靈魂出體的幻象便可成為另一保護性機制，出體的錯覺被演繹為心智的短暫離開，繼續在外保持獨立運作而非停止癱瘓，這可有效減少因自我失控所造成的心理衝擊與創傷。

人格分離理論雖然為瀕死時的出體經驗提供了合理解釋，但同時間亦受到不少的質疑。人格解體的概念主要是用作解釋脫離原來身份的現象，如面對幼時的心理創傷時，當事人便可能出現人格解體，把自己從原來的身份抽離，像在訴說或觀看其他人的經歷，從而減低對當事人的心理衝擊。

所以，這比較像是兩個不同的人，同一時間存在同一空間。但面臨瀕死時，瀕死者的身份並沒有更替改變，只是出現一種身心分離現象，使人跟自己的情緒與感官切斷而已，這跟人格分離中的身份變異是兩回事。

親身經驗比對：

以我的經驗為例，墜機前我也曾感到極度驚慌與不知所措，這極端的負面情緒幾乎癱瘓了我的思想與行為。在墜毀時的一刻，身體的感官同一時間消失，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像同時被切斷一樣，就連應感到的巨大痛楚也沒有，身體的開關像突然跳電一樣。但當開關再次重啟時，我的第一個感覺便是從自己身體抽離了，靈魂完整無缺地繼續獨立運作於重創的身體之外，也許這抽離的體驗讓我脫離了墜機時的恐慌、絕望情緒、與身體痛楚的感覺。

只是透過人格分離的過程，瀕死者應會對周遭的環境與事物產生抽離與失真的感覺，就如隔岸觀火或看戲一樣。但我與眾多瀕死者對所發生的一切卻出現了超真實的感受，這體驗完全不像在做夢。相反，我的認知感覺與思考更是無比敏銳，有著超然的清晰度，可說比平常更為真實。

當靈體出體時，我對周遭所發生的一切深信不疑，一點也不像是在做夢，而每一個感官、每一個想法，都是清晰真實的。我並沒有感到自己變成另一個人，我仍舊保存原來的個性與身份，唯一不同的只是失去了原來身體的情緒與感覺。在這看來，我的人格並沒有出現分離，只是情緒與感官出現短暫的分離而已。

出生回溯論

另一心理學理論提出，瀕死經驗其實是出生時的記憶回溯，例如通過黑暗隧道的瀕死現象就是出生時通過母親產道的記憶，隧道盡頭看見的光源就好比是產房裡的燈光一樣，至於光源後的存在者，則代表了替嬰孩接生的醫生、助產士、或陪產的父親。當人臨近死亡時，生命結束的訊號將再次喚醒生命出生時的回憶映像，就像把整個生命循環完成一樣。

雖然這「出生回溯」理論為瀕死現象中的隧道與亮光提出了模擬解釋，但出生體驗只是表面上跟瀕死經驗相類似，實質的內在體驗卻不盡相同。對初生幼嬰來說，母親的產道絕不像是一條盡頭帶有光源的隧道，幼嬰被擠壓於一個極度黑暗與跼促的空間裡，感覺一點也不舒服愉快。生產時，嬰孩正常是沒法看見到產道出口的，所以感覺不像瀕死時朝著光源走過的描述。另外嬰孩是向下滑出或是被拉出產道的，瀕死者卻感到自己飄浮於半空中，沒有往下滑或被拉扯的感覺。醫學研究一般指出，幼嬰是沒有能力保留或形成準確的完整記憶的。

從精神分析學看，通過黑暗區間再到達光明，可能只是一種心理的象徵，可代表重生、或是從一種意識狀態進入另一精神狀態。所以瀕死時的隧道與亮光體驗，可能只是象徵人進入死亡時的意識轉換而已，這跟所謂的嬰孩記憶毫無關連。另外，如果瀕死經驗只是出生回憶的回溯再造，那出生時的經歷將直接影響其後出現的瀕死經驗，例如自然分娩或剖腹生產的出生體驗，便應誘發出截然不同的瀕死現象。可是研究並沒有發現一個人的出生經歷跟一個人的瀕死體驗有任何關連，兩者是完全獨立並無相互影響。

親身經驗比對：

我在瀕死時並沒有通過黑暗隧道的體驗，只感到全個世界忽然被黑暗所吞沒，接著便是發現自己浮在一片光海裡。但是沐浴在光海時所感到的那份溫暖與愛護，卻讓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彷彿喚醒了嬰孩時期浸泡在母親羊水裡的感覺，所以我相信出生跟死亡時的體驗是十分類似的。

但除此以外，我卻沒有發現其他嬰孩生產過程中的影像或感覺，所以瀕死經驗並不是嬰孩出生時的記憶回溯，而是另一種真切的死亡體驗。這是一種我從未有過但卻似曾相識的體驗，特別是被光海包圍時的那份寧靜、安詳與溫暖， 就像是大地母親裡的子宮一樣。

自我滿足論

心理專家認為瀕死時所遇見到的高靈或已故親人，其實是一種自我滿足的心理幻象。瀕死者常表示進入了一個非塵世的世界，跟已離世的家人或朋友再度重逢，這可能反映了瀕死者對至親愛人的極度懷念。瀕死製造了一個難得的重逄幻象，讓潛意識裡深度抑壓的慾望得以宣洩。但有一些瀕死個案，瀕死者看見了剛死不久的親人靈魂，而瀕死者當時並不知道親人已經離世，只是在獲救後才被告知其死訊，這些特殊個案便難以解釋為自我慾望的滿足了。

另外，瀕死者的宗教信仰，亦間接促成了遇見神聖人物的幻象，因信仰早已把這些神靈跟死亡綑綁連結，使人面對死亡時得到所需的安慰與支持，所以瀕死時所遇見的神祇跟個人信仰存有莫大關係。例如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瀕死者常會看見上帝、耶穌、或天使，佛教徒常遇見佛祖、菩薩、或上師，而沒有宗教信仰的瀕死者則最常看見亮光。一個從未接觸某特定宗教的瀕死者是絕不可能能見該教派的神靈代表的，以小孩的瀕死經驗為例，他們最常看見的是小天使、太陽、星星、或月亮等，鮮有聽聞出現從未接觸過的神靈。

這些光體不論可見或不可見，常以一種展示真理的形態出現，引導瀕死者對生命做更深入的思考或反思，並誘使瀕死者做人生的回顧。對此心理專家把這神秘的存在者解釋為潛意識的代表。精神分析學大師佛洛依德早已指出真正掌控人類思想行為的是潛意識，清醒時的自主意識只是潛意識的傀儡，人類真正的智慧都是埋藏在潛意識層裡，只是無法窺探得到而已。

由於人跟潛意識十分陌生，其身份就好像隱藏在光明背後的神秘存在者一樣。所以當經歷瀕死時，瀕死者是跟自己的潛意識有所接觸，並從中得到了深遂的人生啟發與醒悟。這種超然的感覺足以讓瀕死者相信自己遇見了神祇或高靈，但其實這只是跟更高智慧的自我潛意識相知相遇而已。

親身經驗比對：

我本身並沒有宗教信仰，所以瀕死時我只看見亮光，但這並不是一般的光，而是充滿了神聖與靈性的光，是一種不存於人間世上的亮光。而光源的背後，我清楚感到有一位神秘的存在者，雖然我沒看到存在者的樣貌或身影，但卻接受到衪對你所發出的訊息。我相信存在者代表了自己心中的神靈，並以光的形態呈現，這是絕對的真實體驗。

當我跟神秘存在者溝通時，確實感到衪更具智慧與視野，能輕易看穿我的所思所想，並引導著我進行深切的人生反思。死神透過簡單的問題向我傳達出生命的意義，只是我並沒有足夠的智慧去解讀，最後陷進人生最大的迷失與迷茫。但這次的深度喚醒卻為我帶來重大的啟發與覺醒，促使我做出了重大的人生改變。所以神秘的存在者就像我的內在指導靈一樣，死神也是我的一部份，是我內在神聖的潛意識。

分散注意論

人生回顧是另一典型的瀕死體驗，心理專家認為這跟靈魂出體的作用十分相似，就是要製造一種跟現實的距離感，讓瀕死者把的注意力從外在的痛苦環境轉移到內在的經驗與回憶裡，使瀕死者遠離死亡的威嚇感覺。當瀕死者開始對過去的記憶片段進行回溯時，便形成了所謂的人生回顧了。在回顧的過程中，越是刻骨銘心的生前經歷便越容易出現，但許多已經遺忘或隱藏的記憶也可能一一被抽出。由於瀕死者正處於高度超覺的狀態，往事的關聯情感記憶亦可能同時呈現，讓瀕死者再次經歷當時的喜怒哀樂，使回顧變得更真實。

其實這種心理狀況也常見於痛失至親的時候，因為潛意識拒絕接受愛人離去的事實，所以腦海裡不斷地對至愛的生前片段進行反覆回顧，讓愛人繼續活於回憶中。這就等於瀕死者拒絕接受自己即將死亡這事實，只好不停的回顧自己生前往事一樣。瀕死者既無法安然自處於瀕死的當下，對未來更感絕望無助，所以只好暫時把自己封鎖於過去的回憶中。

親身經驗比對：

瀕死時，我也有對自己的一生作回顧，從最早的幼兒記憶，到小學、中學、大學至工作，期間發生的許多重要人事物也一一出現。但這其實不是單純的回顧，更像是重新體驗過去的種種經歷一樣，我能確切感受到事件發生時的情感，而且情境更是清晰無遺的。當中出現的陳年往事，更是我清醒時怎樣都不可能想起來的，以為已經徹底遺忘的事情，原來還完整無缺地保存在潛意識的記憶中。

結論

我一直認為世界是大同合一的，地球與人類是一體傳承下來的，所以不論是學術研究或是人類體驗，根本沒有國家地域之分。雖說地域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價值信仰，但價值的多元性應該是平衡互補，而非互相排斥的。就如東方文化有深厚的集體智慧，講求的是思想意念；而西方文化帶著濃厚的個人色彩，注重的是科學邏輯。如果兩者能好好配合，人類的智慧文明將得到大大的提升。

瀕死心理現象一直是西方心理研究的專屬，但身為一個擁有真實瀕死經驗的華人心理學家與作家，我希望利用自己獨特的東西文化背景，為死亡心理研究打開另一扇窗，透過不一樣的視野高度對死亡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以發掘更多生命的智慧與可能，並將之應用在心理治療與生命教育之上。

雖然坊間已有不少談論瀕死經驗的書，但這些書大多是當事人在描述自己的瀕死經過，不管經歷是多麼地精彩刺激，終究也只是個人的主觀體驗，難以被他人模仿學習，更遑論如何實際應用，以求為生命帶來轉變。然而，我深信瀕死經驗的背後，並不僅僅是個人經歷這麼簡單，它應該做為一種可以共享與學習的人類集體智慧，不是只適用於某些幸運兒身上，而是屬於地球上的每一個寶貴生命，如同生命中的愛與美。

也許我是世間少數的幸運兒，能擁有這不平凡的瀕死經歷，曾如此接近的觀看死亡。我透過死亡經驗拾獲了自由與智慧的種子，所以亦希望通過自己的瀕死故事，在我們並存的天空下繼續散播這寶貴的種子。雖然我是以三種不同的身分撰寫這生死故事，帶著的卻是同一個信念：可以讓每一個人不必經驗瀕死，就能擁有同樣的重大覺醒與正面人生轉變，為心理治療與生命教育提供新的啟示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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